世人皆知“瓷都”景德镇，自宋起辉煌千年；却不知还有“瓷城”醴陵，在清末民初的短短二十年间，便“可与景镇之瓷后先辉映”。高瞻远瞩的中国第一代实业家，为了“瓷城”的崛起，抛家舍业，攻苦食啖，谱写了清末民初最动人的民族乐章。

一、醴陵的瓷业环境

1、交通地理环境

醴陵位于湘赣交接处，古称“吴楚咽喉”，渌水穿境而过，江河交织。通达的水陆运输条件，是醴陵瓷业改革的重要基础。

光绪31年，株萍铁路建成，由萍乡入醴陵，至株洲与湘鄂线相连，可直达长沙、武汉，为醴陵瓷器的外销提供了很大便利。当时车站所在地板杉铺乡十分繁荣，所产土瓷在此汇集，运往武昌等地。

此外，醴陵境内的渌水，是湘江的一级支流，瓷业原料产地大都在其流域。县中心有姜湾港，既是民国瓷业荟萃之地，也是醴陵土瓷历来的船运之埠。

2、瓷业资源

醴陵瓷土资源分布广、储量大，有14个矿区，储量近一亿吨；釉料主要取自沩山的香炉坡和麻坡；砌窑砖所用的耐火泥，分布在渌水上游两侧。

民国醴陵瓷土分布图

此外，醴陵多丘陵，植被面积大，且80%以上为烧窑所用的松木；水资源亦丰富，河道交织，降水充沛；就连运输瓷器时捆绑用的葛藤，也是随处可见。

可以说瓷业所用原料，在醴陵均有丰富的资源。1905年，受聘来醴陵考察的日本陶瓷技师安田乙吉曾说：

可使用之磁器石、釉土、釉药…均产于醴陵十里以内之地，颇为丰富，毫无不便。

二、醴陵的瓷业历史

黄土坝遗址发现的原始粗陶，证明醴陵陶业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汉代设醴陵县，出现大规模陶器作坊；宋元时期，当地瓷业已非常成熟，多产青瓷；至明末始产青花。

清中期，醴陵瓷业迅速壮大。文斐《體陵瓷业考》记载：

清初，广东兴宁人廖仲威，于邑之沩山发见瓷矿。雍正七年…创设瓷厂……遂为醴陵瓷业之嚆矢。

因此，我们一般将雍正时期的沩山乡，作为醴陵近代瓷业的发端。

清末，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商品得以进入。甲午战争后，洋货倾销更加严重，中国传统经济遭到极大冲击。瓷业方面，由于外国采用先进技术和机械设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都超过中国，加之其特殊的税收政策，中国瓷业生存环境愈发艰难。以日本瓷为例，《景德镇陶业纪事》记载：

凡京、津、沪、汉以及各繁荣商埠，无不为东洋瓷之尾闾

覆巢之下，虽醴陵土瓷仅供下层百姓使用，销路多在两湖地区，却依然面临产品滞销、窑户歇业的窘境。其原因与醴陵瓷业本身的桎梏有很大关系：

一、生产环境不佳。

清中期发展壮大的醴陵土瓷业，并没有坚实的行业基础，经营时好时坏，盛衰无常。十年难逢三年好运，一旦突遇变故便成倾覆之祸。如太平天国时期，醴陵瓷业就曾遭受极大摧残，很长时间才得以恢复。

二、土瓷业的陋习

数百年来，醴陵瓷业一脉沿袭，无甚改进，一些行业陋习最终累积成影响生产的因素。如开采瓷土毫无规化，造成资源浪费；砍伐薪柴，不重培育，以致山林殆尽；窑场还将生产废料弃于河中，使水道堵塞，水资源和运输都受到很大影响。

开采过后的瓷土矿山

三、土瓷品质遭遇挑战

醴陵土瓷虽行销甚广，但品质粗糙，这与本地窑工技艺有关。《宁乡县志》说醴陵：

工技劣，货不适用…

如漂洗瓷土只洗一两成，所出瓷泥不细腻；釉料用糠灰调和，呈色暗淡；窑户工价多以数量为计，工人贪多贪快，手法粗笨。

四、客商盘剥

长期以来，醴陵窑户与客商有先款后货的惯例，瓷业兴盛时相安无事。待到晚清战乱不断，客商趁机操纵，停付部分先期款，要挟窑户降低售价。盘剥之下，许多窑户陷入破产境地。

一、熊希龄与醴陵瓷业改革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从早期筹办新式学堂、创建报馆，到后来成为中华民国总理，熊希龄一直走在探索救国的时代前端。1904年，他亲赴日本考察工业，回到湖南后，即上书巡抚端方，提出一整套创兴湘省实业的设想，包括引进机器制造业、兴办实业学堂等等。他的构想得到端方的认可，嘱之：

“先速办一二校以观厥成”

此时，醴陵迅速进入了熊希龄的视野，“近夫因民之利而利，较易设法改良”。

1905年，熊希龄前往醴陵考察，当地窑户“鼓舞同声”、“围观延揽”。随后，作《为创兴醴陵瓷业呈端方文》，论述改革之必要性及方法，成为醴陵瓷业改革的标志性文件。

熊希龄

熊希龄的文章得到端方肯定。当年，他就在醴陵创设湖南瓷业学堂，聘请日本技师教授技术。次年筹办湖南瓷业公司，购地建厂，装置机器。1906年末，完成从粗制土瓷到优质细瓷的转变，并创烧釉下五彩。醴陵瓷业从此一鸣惊人，“可与景镇之瓷后先辉映”。

二、改革措施

1、从沩山到姜湾

沩山作为醴陵近代瓷业的发源地，生产基础深厚。然而熊希龄弃之不用，选择了离县城更近的交通枢纽之地——姜湾。

沩山在县城东北三十里，以其优质瓷土、水利等资源优势，在清中期成为瓷业重镇。清陈遽园有《游沩山寺》：

树梢窑烟寺，溪头瓦烁横。洞天原古寺，可惜被陶倾。

可见当时瓷业之盛景。但长期粗放的生产模式，让其周边松柴耗尽，需从浏阳、茶陵等地购入，烧窑成本增加很多。

瓷业公司姜湾规划图

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原料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逐渐淡化，交通因素则愈发重要。姜湾因蜀汉姜维曾居于此而得名，是醴陵土瓷的水运集散码头。瓷业公司与学堂选址姜湾，主要考虑到其交通便利之优势：引进的机械设备可以直接登岸落地，购柴便利，瓷器外销也非常方便。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恰恰因为姜湾临水近城的优势，后水灾、战祸都对瓷业公司打击颇重，机器倾遭损毁，生产陷入停顿。

即便如此，姜湾也成为了醴陵的瓷业发展中心，建国后著名的国光瓷厂、群力瓷厂等均设于此。

2、瓷业技术教育

瓷业传承长久以来依赖学徒教育。如景德镇烧窑、圆器、琢器、红店各帮，都有严格的带徒规矩，比如何时收徒、带徒年限、学徒义务等等。这种学徒制固然在技艺传承及行业稳定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已经不适应工业时代的生产要求。

1896年，江西高安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实业学校，实业教育在中国兴起。熊希龄也深知教育对醴陵瓷业的重要性，他说：

醴陵瓷工虽多可者，然其心手不灵，必先施教育方可得其烂熟。

湖南瓷业学堂旧照

湖南瓷业学堂由此应运而生，熊希龄自任校长，主聘日本师资。首批为速成班，招收技术熟练的工人，一年即可毕业，入公司当值。1907年设永久班，挑选15岁以内的窑户子弟，学制四年，教授制瓷的同时学习国文、历史、算术等。学成后回自家窑户谋划改良。

瓷业学堂为醴陵瓷业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是20世纪初实业教育的典范。《大清宣统政纪实录》载：

湖南醴陵瓷业学堂已著成效，章程及预算表也无不当之处。

3、从个人到企业

除了培养人才，熊希龄建立瓷业学堂，还有着实业方向的规划。他说：

磁土虽可改良，而办法尚无把握，骤招商股，恐无成效，则以后实业之信用必失。因拟定先开学堂…俟有成绩，再设一资本三、四万元之公司。

成立公司发展实业，是20世纪初“实业救国”的主流思潮。传统瓷业的个体经营方式，“有劳力之利用，而无资本之利用，以故不能积小体以为大体”。如醴陵窑户每家资产不过数百串钱，突遭灾祸便化为乌有，且被客商狭制，任其宰割，经营十分惨淡。

瓷业学堂建立后，改良试验卓有成效，人心鼓舞。第二年，熊希龄便着手承办湖南瓷业公司，集资五万元，由巨商富绅招股而来。民国二年，省政府拨款14万元收买公司股票，转为官商合办。

湖南瓷业公司股票

瓷业公司成立后，研发精良细瓷并创烧釉下五彩，各大报纸争相报道，各项赛会捧奖而归，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公司规模不断扩大。据孟幼庵《醴陵瓷业工厂调查记》描述：

1914年，公司厂屋700余间，分为40个厂，工人六七百人，窑炉三座，每窑出货价约一千二三，销往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等地。

按熊希龄的计划，公司初期仿景德镇瓷；待学生学成回家，便制作西瓷，以抵外货；五年内走出国门，为中国挽回利权，实现瓷业振兴。虽然实际远没有到达他的预期，但也取得一些成绩，称得上清末民初的实业典范。

一、细瓷

瓷业公司的成立，很快改变了醴陵土瓷“中人之家欲求一适用而不可得”的局面。《中国近代工业史料》记载：

出品既极精良，形式花样又无一不玲珑轻巧，较之前此式样，相隔不啻天壤

细瓷的生产一方面依赖于引进日本技术和机械，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景德镇的经验与参与。湖南瓷业公司最初采用日式窑炉，后引进景德镇师傅，改用阶级窑。其最大特点是预热利用好，较易控制烧成气氛，且使用匣钵装烧，避免了瓷器表面被粘污。

醴陵细瓷产品

醴陵细瓷分釉上彩和釉下彩两种。釉上彩由彩花红店出品，先采购细瓷白器，施以绘彩，再入窑低温烧成。釉下彩包括青花和釉下五彩，青花是醴陵的传统品种，生产起来得心应手。而釉下五彩则是瓷业公司的拳头产品，为其赢得极大声誉。

此外，传统土瓷在当时依然有着广阔的市场。瓷业公司的生产分也为三个等级，上品部做细瓷，中品部做普通瓷，下品部做粗瓷，各种泥料釉料也随精细需求相应设置。

二、釉下五彩

湖南瓷业公司极为重视材料创新，于1907年创制出高火性釉下颜料，开始主要为草青、海碧、艳黑、赫色和玛璃红五种，故名“釉下五彩”。高火性颜料的发明，突破了瓷器釉下色彩的使用局限，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大创新。

釉下五彩须经三次烧制：先在素烧过的瓷坯上用浓墨描绘图案，再将高火性颜料与胶水混合，添绘于浓墨之间，置窑中低温锻烧，至浓墨和胶水挥发干净后取出，施透明石灰釉，再入窑高温烧成。

釉下五彩一经出品，便获得一致好评，《南洋劝业会报告》称其：

色泽之鲜明，绘画之精致……及釉下刷花，犹觉枝枝叶叶，秀色可餐；把玩之余，令人不忍释手。

当时，瓷业公司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种劝业会和博览会，积累了不少荣誉。如1909年获武汉劝业会金奖；1910年获南洋劝业会最高奖；1911年获意大利博览会二等奖；1915年获巴拿马赛会三等奖。

巴拿马赛会获奖作品：扁豆双禽瓶

赛会绩优，引发了良好的行销效应。1911年《时报》报道：

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埠商贩之来此贩运者络绎不绝……岁值二十余万……名声日隆，几与景德镇并驾齐驱”

在南洋劝业会展出之后，有人评价:“醴陵瓷器几与东洋高等瓷器无所区别”。毫无疑问，湖南瓷业公司是熊希龄学习日本经验的产物，二者的关系不言而喻。

19世纪末，日本陶艺受西方影响，开始关注“光与色彩”的运用，釉下彩、结晶釉成为其主流样式。在德国理化学者瓦格纳和日本匠人加藤友太郎的带领下，“吾妻烧”、“陶寿红”等釉下彩成为一时名品。

19世纪末的日本陶瓷

醴陵瓷器中的日本元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技术

湖南瓷业公司以每年3000元的高薪，聘请日本技师安田乙吉主持进口制瓷机器，陶画、模型等科也均由日本技师教授。安田乙吉是日本京都府立陶瓷试验厂的技手，毕业于瓦格纳任教的东京高等职工学校。他的到来对醴陵瓷业的改革方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二、色彩

醴陵釉下颜料中的玛瑙红、海碧、艳黑等，呈色与日本彩相差无几，淡雅清新。不同的是，日本多以蓝色描绘植物枝叶，而醴陵则用草青色。

草青色的醴陵釉下五彩

三、构图

醴陵釉下彩很少采用满器布图、分层、开光等中国传统构图法，基本是一器一画一主题，以瓶身为中心展开。另有画面布局以瓶口为起点，下腹大多留白。这种构图在中国瓷器中非常少见，却常见于日本瓷器，也许与日式家居环境相关。

四、题材

醴陵釉下五彩喜欢模仿日本的写实花鸟。如日本陶艺家钟爱的紫阳花，被长崎、神户等市定为市花，其在中国并不多见，醴陵瓷却有大量的相关题材。

日本漫画中的紫阳花

醴陵釉下五彩“雅似外洋”，带来焕然一新的面貌，并在洋货倾销、景德镇萎靡的背景下，让国人看到了“抵制洋磁”的希望：

抵外货不入中国有余，国人喜洋磁者可以该磁代之…能力求反古，融合中外…足可与世界争一日之短长

而这，正是熊希龄改革醴陵瓷业的初衷。

一、以釉下五彩奠定产品地位与价值

醴陵瓷业改革最大的成功，是釉下五彩的创烧，使其名声销路几与景德镇并驾齐驱。即便从历史的角度，醴陵釉下五彩也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1、与景德镇产品的比较

不同于景德镇长久以来的瓷业中心地位，醴陵的名声是在一场又一场的实业评比中熬打出来的。获奖无数后，业界掀起了二者比较的大讨论。《劝业时报》就曾盛赞湖南瓷器改革日新，“优点自较江西为多”。

客观说来，瓷业公司虽学习日本，但仍有许多不离中国传统、吸取景德镇经验的地方。1911年，瓷业公司从景德镇聘请40名瓷工来醴陵安家就业。这些传统工匠虽然承认釉下五彩的美观及发展前途，但因其高昂的成本，纷纷建议公司应以日用瓷为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眼光的正确性。

总体而言，釉下五彩讲究“造画、造色、造式”，拒绝一味模仿，并通过创新树立自己的特色，这是釉下五彩的成功之处，也是醴陵能与千年瓷都景德镇媲美的资本。

醴陵釉下五彩瓷

2、釉下五彩的历史价值

当五彩、粉彩、珐琅彩等釉上彩轮番争艳时，釉下彩却非常单调，青花是其中流磁柱、釉里红是少数朝代的点缀、釉下三彩则有如昙花一见。

釉下五彩的创烧，是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其关键就在于高火性釉下颜料的发明。这一重大进展，将丰富的颜色发展到釉下应用，极大扩展了传统釉下彩的表现力。中国瓷器史自商代原始青瓷绵延至今，最后一个位置当属醴陵釉下五彩。

3、釉下五彩的艺术价值

釉下五彩采用传统水墨技法，同时吸收西洋画法，注重光线明暗和投影，透视感较强。因色彩足够丰富，以至能够描绘青花不足以表现的事物，足可与釉上彩媲美。

醴陵釉下五彩瓷

此外，釉下五彩的装饰继承了长沙窑的特色，乡土气息浓厚，鱼禽花草、寻常小景跃然于上。且比长沙窑更为精致，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清新淡雅的田园风格。

4、对其他窑口的影响

1907年，江西候选道曾铸请示启动景德镇瓷业公司时说：

醴陵湖南瓷业公司，自开办以来。略仿景德镇办法，并请日本技师参用东洋新法，所出磁品精美异常，釉下品尤为特色

可见湖南瓷业公司对整个中国瓷业的影响力。“江西之萍磁，四川泸州、云贵等省，以及湘省西南二路、长沙…改良磁业先后成立，莫不仿效。”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江西萍乡和长沙台田。

萍乡瓷业公司成立于光绪31年，比醴陵早一步实现细瓷生产。其品种、花色仿景德镇，逐渐在武汉、长沙等地开拓出市场。南洋劝业会上，萍乡瓷业产品被评为二等奖，仅次于景德镇和醴陵，一时名声大振。后因股东内部倾轧、本土与外来瓷工不和、醴陵瓷器崛起等因素，经营日渐惨淡。三十年代，开始发展电瓷生产，才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向。

长沙台田则受醴陵影响更为深入，其台田瓷业讲习所就是湖南瓷业学堂的附属学校，师资技术均由醴陵提供。所以台田瓷器与醴陵一脉相承，技法、纹饰、造型都极其相似。

长沙台田瓷器

二、醴陵瓷业改革的结局与评价

釉下五彩的成功，让国人看到了实业兴国的希望。《南洋劝业会报告书》曾赞叹湖南道：

该省竟能实心经营，力求变像，且所改造各品，靡不适用可观，尤属可钦矣。设使各省出瓷之处，皆仿效湖南之制瓷办法，则洋瓷自此少进我国，岂非抵洋货、挽利权之道乎? !

湖南瓷业公司厂区

但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却很残酷。湖南瓷业公司在30年代迅速衰落，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传统思想的桎梏

诚然，实业兴国确实是优秀的改革之法，但中国千年累积的传统思想却根深蒂固。如湖南瓷业公司早期引进江西瓷工非常艰难，他们认为制瓷技艺是江西人的看家本领，若让外省人学去，则是打破本省人饭碗的无益之事。来到醴陵后又拉帮结派，传授徒弟仅以江西人为限，曾有醴陵人破规冒入，几乎酿成杀身之祸。可见传统技艺帮派理念之顽固。

因此，近代实业学堂多聘洋人技师，耗费甚巨，湖南瓷业学堂就因经费紧缺无以为继，最终在1924年改为湖南模范窑业工厂。此外，当时普遍认同读书入仕或军功出仕的“正途”，技师社会地位不高，对学生没有吸引力，因此多不认真。熊希龄也曾苦恼，希冀学生们能专注于工业一途。

湖南瓷业学堂学生的毕业证书

2、经营管理不善

熊希龄在创办瓷业公司三年后履新奉天，导致后期瓷业公司用人不善，管理混乱。向焯就曾感叹：

若“使当事者，善为经营，固一有望之工业也。”

3、天灾人祸

1918年，北伐战争祸及醴陵，南北军队占驻厂房，所有窑炉机械、瓷品、物料、器具概受损失，生产陷入停顿；1924年，醴陵遭遇水灾，近于渌江的瓷业公司未能幸免，以至无法维持、全部停业。

4、产品方向

不可忽视的是，釉下五彩的烧造要比其他瓷器品种更为复杂，成本也更高，因此大多作为美术陈设瓷出售。但动乱年代，人们对此并没有很高的需求，这种供需差异，也是公司经营艰难的原因之一。

醴陵釉下五彩陈设瓷

以上问题，让湖南瓷业公司在经历了一连串恢复、停顿、开工、合并、倒闭的波折后，最终于1931年倒闭。这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晨报》就曾发文惋惜道：

兹举全国不景气之时，欲图挽救此种颓势，固属不易，然此大宗实业又岂容轻易放弃。坐视其没落?

好在瓷业公司的倒闭，并不代表整个醴陵瓷业的衰败。三四十年代，姜湾地区还有裕华、民利等细瓷工厂，土瓷窑户亦有数十家。建国后，醴陵釉下彩在老一辈艺人的努力下恢复，并光荣的承担了为毛主席制瓷的任务，成为醴陵瓷业创造的另一个高峰。

建国后醴陵的主席专用瓷

陶瓷对中国的意义不用赘述，但这个本该最有竞争力的传统产业，却在如今国际市场上籍籍无名，无论日用瓷还是工业用瓷，都被德国、日本垄断。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德国瓷业的崛起，直接受到清末广彩的影响；而日本瓷业更是与我们渊源深厚，1000多年前，唐三彩就成为了日本陶业的模仿对象。

如今，千年瓷都景德镇，沉溺于“仿古瓷”的窠臼无法自拔，赖以生存的优质瓷土逐渐枯竭，制瓷技术却没有大的创新。笔者曾徘徊于景德镇的街头，铺天盖地的仿古瓷，仿佛与百年前毫无二致。美则美矣，但如果上升到产业的高度，却是陈腐气十足。

景德镇因明清帝王对瓷器的酷爱，在不计工本、极尽工巧的道路上一去不回。百余年后的今天，景德镇的高端外销瓷依然是那些仿古的艺术陈设瓷，真正的产业化却步履维艰，眼睁睁看着曾经的学生占领了最宽广的市场，攫取了最多的财富。

反观熊希龄和他的湖南瓷业公司，却能在动荡不堪的时代，放下“陶瓷大国”的高傲身段，远赴东瀛，学习先进制瓷技术，于底蕴远远不及景德镇的小城醴陵，引领了中国陶瓷史上最后一次技术突破——釉下五彩，立下了“为中国挽回利权，实现瓷业振兴”的宏愿，给艰难时局中的中国人带来了“实业强国”的希望。虽最后功败垂成，却无法掩盖中国第一代企业家锐意进取的实业精神。

如今的醴陵陶瓷博物馆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希龄赴香港为难民、伤员募捐，因劳累过度病逝，享年68岁。不知他去世前，有没有想起壮年时在小城醴陵攻苦食啖的创业情景。醴陵釉下五彩的光芒，掩盖了帝王之器的陈腐奢华，却永远闪耀在中国陶瓷史册。

《醴陵县志》

《醴陵陶瓷志》

《醴陵釉下彩瓷》

《熊希龄集》

《现代中国实业志》

《南洋劝业会报告》

《清末实业教育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