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关键词］

 产业支撑

 如果没有产业支撑，人们进了城以后做什么？没有就业机会就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最为典型的结果就是城镇“空心化”。作为支撑的产业可能是工业，也可能是服务业、旅游业、商贸物流，因时因地而异。

 ［本期主角］

 古镇醴陵

 选择理由：它是古代“小城镇”发展的样本，在村庄经济萎缩的封建社会时期，陶瓷业使得醴陵的村庄得到足够的生长养分，并形成了一条经济活跃的村庄经济带。古城醴陵，注释着城镇与产业在历史上的结伴而行。

 今城长沙经开区常德灌溪镇

 永州蓝山县

 选择理由：与醴陵古城的内生城镇化不同，它们都是借助外力完成产业资本聚集，但同样印证了“产业集聚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的经典结论。

 如今，位于长沙东郊的长沙经开区，正在构建汽车产业帝国；2003年，中联重科项目的入驻，让地处常德市西北郊、曾一度空心的灌溪镇人气复兴，成为“中国吊车第一镇”；密集承接广东等地的制鞋、毛针织产业的永州蓝山县，已经吸引近万人还乡务工。

 ［对话专家］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 对当前湖南城镇化发展重点提出了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勾勒了当前城镇化发展的瓶颈和应对之道

 [古镇档案]

 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东汉初置县，1985年撤县设市。醴陵盛产陶瓷，为釉下五彩瓷原产地、中国“红官窑”所在地，有“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之称。

 来自醴陵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醴陵GDP总量为395.3亿元，其中，陶瓷产值362.1亿元；人口105万，其中，陶瓷厂的就业人员达12万，加上陶瓷边缘产业，陶瓷业吸收的就业人员超过20万。

 2012年，醴陵跻身全国百强县第94位，排名前进4位。当年醴陵实现财政总收入近36.3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91.2亿元；社会消费零售总额达112.1亿元，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24771元和13347元。

 本报记者陈漫清醴陵报道

 这座城的历史，是用“手”来记忆的。

 2013年6月，醴陵沩山村。狭窄的乡间小路上，不同朝代的碎瓷片混合着泥泞，在6月的太阳下，折射着刺目的光。

 这条路，仿佛历史时光机，当年工匠们巧手制作出的陶瓷，是这个漫长行旅的线索，虽经朝代的迁转，仍然被复制、被继承着。

 早在东汉初期，醴陵就已置县，当时这里就有较大的作坊，专门从事陶器制作。

 两千年后的醴陵城，灯火依旧。这座古老的城池，有着神秘的人口迁移史和文化生成过程。它是古代“小城镇”发展的样本，在村庄经济萎缩的封建社会时期，陶瓷业使得醴陵的村庄得到足够的生长养分，在内陆荆楚之地，形成了一条经济活跃的村庄经济带。人气散聚、商贸兴衰乃至古城的文化性格，醴陵的重要叙事，都与陶瓷产业有关。

 醴陵的财富背景板上，注释着城镇与产业的相互依偎，一段两千年的“姻缘”。

 样本产业起落与沩山村兴衰

 历史的重要时刻，总会被一些偶然的事件所见证。

 2007年，醴陵沩山村里的一个山包，发生了一起山火。

 被烧了个精光的山包，变成了白花花的瓷山。遍地的白瓷碎片，让人既惊喜又疑惑：这是什么时候的瓷器？

 相继赶来的文物专家们发现，从规模上看，这可能是中国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古窑群：有宋窑、元窑、明窑和清窑，甚至还发现了与长沙铜官窑同期的唐代陶瓷碎片。

 沩山村，从醴陵市区驱车前往，几十分钟即可到达。尽管醴陵其它地区也曾发现过宋元窑址，但保持如此完整的，唯有沩山村。它坐落于一个小盆地中，四面崇山峻岭，植被茂盛，遍地瓷土。也许正是因为地处偏僻，跨越四朝的古窑群才得以保存。

 由于元末和明末的两次战乱，宋、元、明辉煌的制瓷史被尘封山林。史书上有详细记载的，是一个名为廖仲威的制瓷者。

 廖仲威是广东兴宁人，生于制瓷世家。清朝雍正年间，他来到醴陵，向沩山寺的智慧和尚租赁山地，邀请同乡技工设厂制瓷，并尊明代瓷业功臣樊进德为先师，建庙祀之。清代醴陵陶瓷业的序幕从此拉开。

 一家小瓷厂，需要制泥、烧窑、勾花工人数十个。现在沩山村里的老人仍记得，祖辈闲时到窑里做工，每个月能得几个钱换米，“那时候工钱也不多，但能勉强供上家里的米钱”。遇上旱涝灾荒，邻省的农户纷纷来到醴陵，寻门生计。

 在醴陵市文物局副局长刘峰看来，可以说，没有陶瓷制造业，就没有沩山村的兴起。

 在村里的山边走一走，拨开山体的一层薄泥土，下面全是废弃瓷器，覆盖了一座一座山包，漫山遍野，走在沩山村的乡间小路上，路上的泥泞混合着无数产自不同朝代的碎瓷片，太阳下，白瓷片折射着阳光，站在这里，会产生历史交错的时空感。

 如今，清泉沿溪几十处制泥方坑重新长满了青草，瓷泥洞口附近的戏台，当年画的仕女芙蓉，褪去了鲜艳色彩，旧时人声鼎沸的望仙桥老市集，经地质变迁和人工修库，已经没入库底。曾经的“小南京”沩山村，如今重归一个人口不过几百户的偏僻村落。

 刘峰说，沩山村产出的瓷泥含铁成分过多，以至于沩山村瓷器在后来的竞争中，败于周边村庄的产品。陶瓷业衰败，人气随即散去。所谓“成也陶瓷，败也陶瓷”，一个产业的起落与一个城镇的兴衰，竟是如此密切。

 醴陵古城，像沩山村一样，因陶瓷而兴衰的村庄不计其数，有瓷泥、松柴、泉水的村庄里，陶瓷作坊集聚起来，村庄相应地具备了各种功能。封建社会时期，村庄是较不发达的经济单位，但在醴陵，异常发达的村庄经济使之成为封建时期经济形态中的异类，在这个地带，村庄之间竞争激烈，使之经济活跃程度不亚于商业都会。

 一个村庄与陶瓷业的纠葛，演化成不同的经济图景，产业枯竭时，也正是繁华落尽处。

 人气陶瓷业让醴陵城数次复兴

 历史上醴陵曾经历数次治乱循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气是主宰古城兴衰的力量。

 这座城镇发生的数次人口数量异动，记载在了《醴陵县志》里。

 元朝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醴陵县增至4万户升州”。而到了元末明初，因“战乱频繁，有杀戮疫病，全县仅存二、三百户”。

 民间传说里，是如此解释这次人口锐减事件的，老人们说，他们听父母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明朝初年，钦天监奏报，夜观天象，在湘东醴陵地区，星象灿烂，紫薇东升，似有王者气象。朱元璋此时刚刚掌握政权，唯恐江山不稳，于是派军“血洗醴陵”，屠城之后，除去逃亡江西的少数人，醴陵几乎成为一座空城。

 “屠城”之说，已难考证。但史志记载，等到明朝政权稳固后，确实有大批江西人迁入醴陵。这些移民的到来，给这座已经凋敝的城市带了生机。

 明末，受战乱波及，醴陵人口再次减少。清初，“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大批移民来醴落户”，等待清朝中后期，这儿再次成为“商贾往来，人丁兴旺，户以万计之地”。

 历史上，许多盛极一时的城池，因战乱、瘟疫导致人口减少后，就从此衰落，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中。而醴陵却能够几落几起，它对人气的强大聚集能力从何而来？

 从地理上来看，延绵数百里的罗霄山脉横亘在湘东赣西之间，成为江南地区自东向西驿道难以逾越的一道天然屏障。只有在醴陵至萍乡之间，顺着萍川水留下一条狭窄的低洼地带，成为沟通华东和中南的重要通道，被称为“萍醴孔道”“吴楚咽喉”。位于这条通道上的醴陵自然成为湘东赣西的水陆交通枢纽。

 身居交通要冲，自然是优势，但在刘峰看来，醴陵人能够把区位优势“套现”，还得益于其优质的瓷土和悠久的制瓷史——陶瓷业一旦恢复，一方面能聚纳人气，一方面能够促进商贸业的发展。

 人气的周期涵盖了醴陵兴衰的全过程。靠陶瓷业聚拢来的人气，成为醴陵城数次复兴的秘密。

 链条陶瓷业拉动，贸易服务业兴起

 陶瓷规划着醴陵人的日常经济生活实践。在陶瓷业的拉动下，醴陵经济交流的界面扩张，贸易、服务业兴起。

 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至光绪末年，是醴陵陶瓷的一个鼎盛时期。县境内有瓷厂480余家，龙窑200余座，窑工数千人。它们分别在包括沩山村在内的一条瓷业带上。每个瓷厂汇聚处，如沩山村一样，都形成了一个制造业、服务业俱全的小村镇。

 民国《醴陵县志》说，“土瓷销湘、鄂、豫诸省，最盛时约20万担”。

 “土瓷”指的就是醴陵瓷，因走低端路线、制造粗糙而得名。它们大多是些日常生活用品，对当时温饱尚难满足的老百姓而言，这些日用瓷虽粗糙，但是便宜，足以满足生活之用。

 有需求就有市场。“土瓷”销路甚广，成为醴陵仅次于稻谷的外销紧俏货。

 渌水是“土瓷”外销的重要途径。醴陵人先后建造了几十座货运码头，尤其是在绕城的渌江段，码头众多。其中姜湾码头最为繁忙，是瓷器转运的主要码头。

 站在现在字迹斑驳的码头遗址，似乎可以遥想当年：那些乡间的土瓷窑主，在瓷器出窑后，组织人手将其运至姜湾码头；偌大的姜湾码头，一下子被装满瓷器的手推车、挑担箩筐占满了，忙碌其间的，是光着膀子、大汗淋漓的装卸人员；在江边的大小货船上，则是讨价还价的各路客商与瓷坊掌柜；经过一段紧张的谈判和一番繁忙的搬运，装载瓷器的船只扬帆起航，码头才间或恢复平静——这些船只将醴陵瓷器装运出境，销往湘潭、长沙、常德以及湖北的武汉、樊城一代；在这些地方的码头，再销往更远的地方。

 年复一年，渌江上重复着这样的景象：点点白帆，直送醴陵入洞庭；声声号子，尽为斜阳唱余晖……

 《醴陵陶瓷志》记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江西景德镇瓷器销路被断，醴陵瓷一时兴旺。到1940年，有瓷厂130多家，技工3300余人，年产粗瓷2400万件……1942年，技工4190余人，年产细瓷2300万件。

 而戏台、商铺，市集，也沿着这条产瓷地带繁荣起来，当时的沩山村，人声鼎沸、商市繁荣，称为巨镇。

 清朝雍正年间，廖仲威刚到沩山村时，这里还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山林土地大多归一家寺院所有。到了鼎盛时期，沩山村有瓷厂几百家，居民、窑工、商贾等人口过万。服务业也因此兴起，戏台、绸庄、饭馆一应俱全。官府在此设立税收机构，并建立学校、兴修道路，旧时号称“小南京”。

 从陶瓷业到服务业，这个古代的城镇经济方程式，也是当代城镇化的演进路径。

 文化陶瓷带来移民，移民催生包容开放的性格

 醴陵人对陶瓷似乎有一种信仰。

 瓷城大道上，少商铺，多茶馆和瓷器店，大多醴陵人家收藏有一两件精美瓷器，聊到瓷器，聊到宣纸国画，人人都能和你说一通。

 醴陵的方言也有几分独特。醴陵方言不属于湘方言系统，老人摩挲着老花瓶咿咿呀呀地和人说话，声音有几分像客家话、混合了福建、江西、广东、湖南等地的音腔。和现代移民城市深圳不同，醴陵在古时，就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醴陵县志》记载，“从有史记载到民国，醴陵人口总数中近99%是客籍移民后代”，古城醴陵是古代移民城市的典型样本。

 醴陵的文化和移民脱不开关系，醴陵也就此形成了相对包容开放的移民文化性格。

 民国版的《醴陵县志》有言：“醴陵人少存门户之见”，清朝末年，西方宗教向内陆地区渗透时，湖南发生了多起排斥洋教的事件，而醴陵在1896年接受了天主教堂，当新学开始冲击传统教育时，从甲午宣战到宣统退位，醴陵先后办了50所新式学堂。

 “醴陵人多为工匠后代，或家中有人操持陶瓷工艺，这使得醴陵人性格里面，或多或少多了些许温润，而移民的历史，又让城市或多或少多了些许包容”。

 历朝历代，来醴陵做陶瓷的人来来往往。有史可稽的是，自从广东兴宁人廖仲威于清朝雍正年间在沩山村设厂制瓷，得到了村里人的帮助和技术支持之后，大批外地人来此开办了几百家陶瓷作坊。如今，仍然有大量外地人来醴陵创办陶瓷厂，陶瓷工业园，聚集了一批批外地来此生产的客商。

 陶瓷带来移民，移民产生醴陵人和醴陵城的文化性格，“你说是陶瓷推动了文化，还是文化影响了陶瓷？它们彼此相存和融合”。

 如今，醴陵将建立起一座投资27亿元的陶瓷艺术园，为意大利名师设计，在规划图上，霓虹灯亮起，融合中西元素的陶瓷形状的建筑物，交织着古老艺术和现代元素，这也是醴陵。

 曾给醴陵带来财富和声望的陶瓷，未来仍将是这座城向世界讲述的主要故事。